最高檢于近日印發《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聽取意見同步錄音錄像規定》，明確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對檢察官圍繞量刑建議、程序適用等事項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意見、簽署具結書活動，應當同步錄音錄像。

認罪認罰與同步錄音錄像兩項制度終于正式明確接軌。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時提出，要“健全量刑協商機制，探索建立控辯協商過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公開信息顯示，該項制度已在包括浙江、江蘇在內的全國多地檢察機關試點運行，讓辦案細節被鏡頭點滴記錄、不讓檢察機關“燈下黑”等說法出現在關于此項試點的地方敘述中，由此可見，鏡頭下的認罪認罰制度實踐，確如最高檢相關負責人所言，首先是檢察機關主動規范、約束檢察履職行為的一種表現。

同步錄音錄像，盡管理論上只是一種區別于通過筆錄固定言詞證據的方法，其證據類型也并不會因固定方式的差異、載體的不同而發生根本性變化。但鏡頭下的履職、執法，終究不是件易事，它對刑事追訴行為的約束，可能從來都不僅是技術和資金投入的問題。即便是在2018年新修訂的刑訴法層面，對偵查訊問過程的同步錄音錄像也只是“可以”層級的要求，只有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之類重大刑事案件才設置了“應當錄音錄像”的程序規范。

也正因如此，檢察機關此番對認罪認罰案件的同步錄音錄像采取了一律性的要求，也更顯其對規范辦案的魄力，以及對社會監督特別是程序意義司法監督的主動與坦然。事實上，同步錄音錄像這樣一種對刑事辦案過程的技術性約束手段，也是從檢察機關破冰：早在2006年12月，最高檢就已發文推動職務犯罪嫌疑人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為此番推開認罪認罰案件的同步錄音錄像進行了探索。

同步錄音錄像制度的全面引入，其核心在于對認罪認罰案件實現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意見的實質化、規范化，以同步錄音錄像倒逼聽取意見過程的進一步規范，避免認罪認罰走形式甚至出現強迫認罪認罰的問題。與之相應，新規對認罪認罰案件中辯護律師的角色與職責發揮也不乏探索。

新規明示辯護律師在同步錄音錄像的認罪認罰案件中的多項實質性參與權，同時也為后續介入律師“有條件調取使用”相關內容設置了基本路徑：當訴訟參與各方對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合法性提出異議或者疑問、需要查閱同步錄音錄像文件時，新規給出的解決選項有且僅有檢察機關“可以出示”和“也可以將同步錄音錄像文件移送人民法院，必要時提請法庭播放”兩種。

認罪認罰案件的關鍵過程既然已經同步錄音錄像，其無論屬性為何，在出現程序性異議時都應當有底氣接受實質化庭審的審查和辯駁，這是對進入實質化庭審后代理律師的獨立辯護權以及法庭最終判斷的尊重，也是認罪認罰案件接受司法監督的內在要求。

讓認罪認罰案件的辦理更加透明、更加規范，同步錄音錄像無疑是檢察機關“心底無私”的自加壓力。規范檢察更為了實質化庭審，認罪認罰的制度實踐旨在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但并不意味著放松對程序正義與司法公正的追求，同步錄音錄像的全面推開，正是為了讓每一個案件都能經受得住程序和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