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聽取意見同步錄音錄像規定》（下稱《同錄規定》），明確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對檢察官圍繞量刑建議、程序適用等事項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意見，簽署具結書活動，應當同步錄音錄像。《同錄規定》的出臺受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的關注。

最高檢專家咨詢委員、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孫長永認為，《同錄規定》對于規范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聽取意見活動，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權、辯護權、參與權等訴訟權利，確保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和合法性，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這對于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意見實質化、規范化，防止走形式甚至強迫認罪認罰，提高辦案質量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評價說。

技術部門將認罪認罰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過程，刻錄成光盤，一式兩份。

犯罪嫌疑人、值班律師、承辦檢察官一一簽字確認，一份封存由技術部門保管，一份在起訴時隨案移送法院。

保障認罪認罰自愿

記者了解到，《同錄規定》的出臺，是積極回應代表委員關切，深入貫徹落實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審議意見的舉措。

2018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正式寫入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從不同角度為制度的完善和更好適用建言獻策。孫景南、吳永利、戴長冰、高琛等全國人大代表和周世虹等全國政協委員均提出過相關建議，具體包括對量刑協商的過程實施全面同步錄音錄像、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核心是自愿性，只有充分保障了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這項制度才能更好地實現。”朱列玉表示。

江蘇省張家港市檢察院檢察官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意見，并同步錄音錄像。

為保障認罪認罰自愿性、真實性、合法性，2020年9月起，最高檢在江蘇、山東、重慶、寧夏等地開展為期半年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試點工作，讓辦案人員在鏡頭下工作，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聚光燈下審慎、自由陳述事實和意見，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全程見證，提供法律意見。

試點過程中，江蘇省檢察機關對所有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均進行同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達93.56%，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2.3萬余人次，同步錄音錄像率100%。

試點地區檢察官向記者反映，經過半年試點，在同步錄音錄像等工作的共同推動下，案件辦理的基礎也更加扎實，認罪認罰案件辦理質量進一步提升，突出表現在認罪認罰反悔以及無正當理由上訴案件減少，上訴率逐步降低，起到了息訴服判，節約司法資源的良好效果。如，江蘇省先行試點的3個市自2020年10月試點以來上訴率下降明顯，2020年10月至12月上訴率分別為1.55%、2.71%、1.66%，較實施前的1月至9月上訴率分別減少1.03、0.33、2.03個百分點。今年以來，江蘇全省認罪認罰案件的上訴率與同期相比下降5.11個百分點。試點以來，開展試點的寧夏銀川地區認罪認罰上訴率為3%，比全區認罪認罰平均上訴率（4.3%）低1.3個百分點。

充分聽取律師等意見

自愿建立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檢察機關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時，能否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或值班律師的意見，尤為重要。

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同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歐陽繼華了解到一些律師意見得不到重視的情況，“有的檢察官在沒有與律師溝通的情況下，直接作出量刑建議書，而且一般都是確定刑刑期，法院一般會采納，律師失去了發表意見的機會。”他認為，量刑協商首先要在程序上保障律師發表意見的權利。

“有些檢察官拿出量刑意見后，說是聽取律師的意見和建議，但真正采納的很少，這中間缺少一個協商的過程。有的值班律師則只是見證，沒有閱卷、也沒有會見，只是負責簽字。”周世虹說。

犯罪嫌疑人查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告知書》

孫長永認為，檢察官對犯罪嫌疑人在認罪認罰前的權利告知、證據開示、量刑協商、律師幫助權的保障等方面，距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所追求的公正、效率價值目標以及“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

最高檢在調研中也發現，個別案件聽取意見不到位，控辯量刑協商不充分、質量不高，個別辦案人員不尊重辯護人和犯罪嫌疑人意見。

為保障律師權利，《同錄規定》第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于聽取意見前，告知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聽取意見的時間、地點，并聽取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意見。在聽取意見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為辯護人、值班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查閱案卷材料提供必要的便利。

泰興市檢察官就李某危險駕駛案聽取值班律師意見

此外，在最高檢近日出臺的《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專章規定檢察官在提出量刑建議過程中聽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值班律師意見的程序。明確提出，不得繞開辯護人安排值班律師代為見證具結。

為了保障認罪認罰協商的公平性，孫長永建議，應當將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擴大到審查起訴階段。犯罪嫌疑人在審查起訴階段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一律為其指定有一定辯護經驗的法律援助律師擔任其辯護人，并且由辯護律師在犯罪嫌疑人授權或者參與下與檢察機關進行認罪認罰協商。

對檢察官既是監督也是保護

隨著司法責任制的落實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施行，檢察官自由裁量權力加大，被圍獵被腐蝕的風險增加。另外，在量刑協商過程中，有的案件，檢察官未說明量刑建議的計算方式和理由，僅告知建議的最終結果，然后詢問犯罪嫌疑人同不同意；有的案件，檢察官釋法說理不充分，導致犯罪嫌疑人不能準確理解認罪認罰的內容；有的案件受條件限制，檢察官僅向律師做量刑建議形成說明，犯罪嫌疑人幾乎沒有參與。這些都影響案件處理效果。

最高檢第一檢察廳負責人表示，對聽取意見等關鍵環節實行同步錄音錄像，讓辦案人員在鏡頭下工作，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有利于加強對檢察辦案人員的監督，規范履職行為，防范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通過建章立制實現對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約束和監督。

是監督也是保護，檢察官在推行試點工作中逐漸意識到。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檢察院檢察官張弼程出庭支持公訴一起盜竊案時，被告人孟某突然反悔，稱認罪認罰具結書并非自愿簽署。張弼程立刻調取了具結過程的同步錄音錄像，并當庭播放。在事實和證據面前，孟某表示愿意再次認罪認罰。

在鏡頭下開展工作，檢察官一言一行都被同步錄音錄像記錄，倒逼檢察官提升自身開展釋法說理的能力，依法通過證據開示等對犯罪嫌疑人就制度適用、案件定性、法律適用等進行耐心細致的解釋、闡述，確保犯罪嫌疑人充分了解制度及制度適用的后果后選擇認罪認罰。

“鏡頭”不僅監督辦案全程，更倒逼檢察官摳細節。這是試點開始后，蘇州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楊詩文的感受。

蘇州市檢察院在推進同步錄音錄像試點的同時，對認罪認罰具結書進行了4次修改，先后增加指控事實的完整內容、量刑建議的計算過程、認罪認罰無條件反悔的法律后果、控辯協商同錄資料在法庭的應用、律師對案件的意見等內容，規范的具結文書倒逼檢察官在控辯協商時流程更規范、說理更細致、協商更充分。江蘇省檢察院吸收該經驗，形成全省認罪認罰具結書模板。

全方位做好保障

如何使《同錄規定》行穩致遠，受訪對象從不同角度給出建議。

針對部分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存在流水線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現象，朱列玉建議，認真貫徹刑事訴訟法關于值班律師的規定和《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投入相應的資源，統籌調配，落實經費保障，使值班律師獲得與其付出相適應的報酬，以保證值班律師的數量和質量，努力實現沒有辯護人的認罪認罰案件值班律師全覆蓋。此外，要做好對值班律師的業務培訓，保障值班律師必要的會見權、閱卷權和相關信息知曉權，確保法律幫助的有效性。

“要宣傳到位、認識到位、配套措施到位。”孫長永提出。宣傳到位，是指檢察機關要對《同錄規定》的重要意義加強宣傳，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和建議，爭取理解和支持；認識到位，主要是一線辦案檢察官對于聽取意見錄音錄像的認識要到位，充分認識到這是現有條件下規范辦案程序、提升檢察機關執法辦案公信力、回應人民群眾重大關切的重要舉措，是正確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確保司法公正前提下提高司法效率的必然要求，并在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的意見過程中自覺執行“同錄”規則；配套措施到位，是指要充分保障基層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各項必要條件，主要包括：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案件的質量要盡可能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法律援助資源應能滿足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需要；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考核要求要更加科學合理，等等。

此外，朱列玉、周世虹、歐陽繼華等受訪對象還從保證錄音錄像客觀真實、規范對錄音錄像資料的保存管理、建立對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的有效監督機制等方面提出建議。

《同錄規定》將于2022年3月1日正式施行。在此之前，最高檢相關負責部門將督導各級院做好準備工作——

? 加強協商場所建設，保證錄制設備質量。錄制場所和設備是同錄工作最基本的要素，需要檢察技術部門和計劃裝備部門做好技術裝備保障工作，如采購高質量的設備，做好錄制培訓以及錄制設備維護工作。各級院可充分利用原偵查部門的審訊室、詢問室，有條件的可以建設聽取意見控辯協商室，改進遠程提訊設備和看守所錄像設備，確保錄制效果。

? 提升檢察辦案質量。針對在鏡頭下履職需要，規范檢察人員舉止言行，強化釋法說理、聽取意見和開展協商工作，確保犯罪嫌疑人知情、自愿、理性認罪認罰。

? 持續抓好認罪認罰宣傳工作。在看守所、檢察辦案場所持續做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宣傳工作，加強犯罪嫌疑人對制度的認知和理解，以便更好開展控辯協商。

此外，最高檢將建議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加強值班律師培訓和管理，注重值班律師工作質量，加強質效考評，促進律師積極參與控辯協商等工作，共同推動認罪認罰工作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