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新修改的刑訴法施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正式納入新刑訴法中。2020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時提出，要“健全量刑協商機制，探索建立控辯協商過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一年過去了，該項制度已在全國各地多家檢察機關開始試點運行。讓辦案細節被鏡頭點滴記錄，不僅能防止檢察人員“燈下黑”，更能提高控辯協商透明度和司法公信力。

浙江寧波：認罪認罰案件上訴率降至0.56%

寧波市江北區檢察院就一起案件的認罪認罰控辯協商過程進行同步錄音錄像。

“我自愿認罪認罰，同意檢察機關對我提出的量刑建議……”近日，在浙江省寧波市看守所內，寧波市江北區檢察院對一起危險駕駛案的認罪認罰控辯協商過程進行了全程同步錄音錄像。

犯罪嫌疑人在聽取檢察機關及值班律師的意見后表示沒有異議，自愿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一旁的執法記錄儀不間斷記錄著，客觀全面反映了認罪認罰控辯協商的整個過程。據了解，半年多以來，“鏡頭下辦案”已成為寧波市兩級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常態。

讓同步錄音錄像有章可循

“最高檢在下發的《“十四五”時期檢察工作發展規劃》中，明確要求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主導作用，寧波檢察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體量大、種類多，具有探索實施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的先天優勢，必須抓緊先行先試！”寧波市檢察院檢察長葉偉忠在2020年最后一天作了工作部署。

今年2月中旬，寧波市檢察院在全省率先出臺《認罪認罰案件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認罪認罰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的適用范圍、錄制內容等作出了具體規定。

“以往，認罪認罰案件可能出現控辯協商流于書面形式的情況，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后又否認原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真實性和自愿性，不僅增加訴訟成本、浪費司法資源，也給案件后續辦理帶來困難。”寧波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鄭敏表示，“通過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把具結過程固定下來，可以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和自愿性，提高控辯協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讓操作流程簡便可行

“借用時，只需在設備中輸入自己的賬號和密碼，可用的執法記錄儀便會亮燈，直接自取就好了。用完后，將執法記錄儀放回卡位，設備就會自動采集剛才的錄制內容，省去了導入電腦、刻錄光盤、上傳系統等流程，節約了不少時間。”江北區檢察院檢察官楊安保介紹道。

“簡便”和“實用”是干警們對這個設備的最大感受。在認罪認罰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試點工作實行之初，寧波市檢察院就提出將執法記錄儀作為同步錄音錄像設備的思路，并結合辦案實際，多次對接技術部門確定方案，重點解決了“誰用、誰存、誰管”等問題。

同步錄音錄像采集完成后，數據采集設備會自動將數據上傳至“音視頻執法管理平臺”，真正實現協商環節全程留痕、協商內容固定可溯。

促全面運行規范可鑒

“控辯協商是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重要環節，實行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的同時，如何更好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充分發揮值班律師、辯護人的積極作用，提升檢察官釋法說理、溝通協調、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的水平，是我們當前必須面對的一項重要課題。”寧波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吳巧森表示。

寧波市檢察院選定了本院及江北、鄞州2個基層院作為認罪認罰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工作先行試點單位。同時，研究下發《認罪認罰控辯協商規范性用語參考》《認罪認罰控辯協商用語負面清單》等“操作指南”，避免了因控辯協商環節說理不透徹、不充分、不精準，導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效果和質量欠佳等問題。

“在鏡頭下開展工作，進一步加強了律師依法履職的責任心，檢律實質化互動效果充分顯現，一定程度上也更好地維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在寧波市檢察院組織召開的檢律認罪認罰專題座談會上，談起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機制，與會律師肯定地表示。

今年5月，寧波市檢察院將認罪認罰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工作機制在全市推廣實施。截至9月底，寧波檢察機關共對認罪認罰提起公訴的案件同步錄音錄像4889人。實施同步錄音錄像后，認罪認罰案件的上訴率降至0.56%。

江蘇蘇州：同步錄音錄像成“放大鏡”

蘇州市吳江區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認罪認罰同步錄音錄像現場。

“當時被他們說得頭都昏了，我不是自愿簽的！”一起盜竊案的被告人孟某某在庭審時突然反悔，稱認罪認罰具結書并非自愿簽署。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檢察院檢察官張弼程立刻從蘇州檢察機關“易辦案”平臺調取了具結過程的同步錄音錄像，并當庭播放。在事實和證據面前，孟某某表示愿意再次認罪認罰。

2020年4月以來，蘇州檢察機關積極探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系列配套機制，在實踐中率先推行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工作，推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現由量到質的轉變。目前，蘇州檢察機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確定刑量刑建議提出率、法院采納率均穩定在90%以上。

率先引入“鏡頭”規范

控辯協商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核心所在。為保障這一過程的客觀性，保護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蘇州檢察機關在2020年4月20日就通過出臺《關于保障認罪認罰具結自愿性實施意見（試行）》，深入探索“鏡頭”對于控辯協商規范化運轉的意義，成全國實現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全流程同步錄音錄像的“吃螃蟹者”。

最初的具結書簽署現場，檢察官會用手機全程錄音錄像，再將視頻刻錄到光盤內，每個案件單獨保存。“這些錄音錄像只是作為控辯協商證明材料留存，對于錄制設備和儲存方式沒有具體要求，后來有公訴人遇到當庭反悔的當事人，頓覺規范留存影像資料的重要性。”蘇州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楊詩文說。

2020年9月底，蘇州市檢察院被江蘇省檢察院確定為首批認罪認罰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工作試點單位。10月起，蘇州在張家港、吳江開展試點，12月在全市推行。

“認罪認罰不能只流于‘書面’形式，通過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把控辯協商過程固定下來，不僅是對認罪認罰自愿性、合法性的保障，也是完善執法司法監督制約體系的必經之路。”說起同步錄音錄像的意義，蘇州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明文建感觸頗深。

2020年4月以來，蘇州檢察機關共對2萬余名犯罪嫌疑人控辯協商過程同步錄音錄像，僅2人以“認罪認罰不自愿”為由提出上訴。

“易辦案”平臺讓工作高效便捷

“工作量大了，特別是案件多時，進行同步錄音錄像難免影響效率。”“手機內存不夠用，光盤又很難保存。”這些是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的痛點。蘇州市檢察院開發了視頻證據中心——“蘇州檢察機關案件辦理平臺”（又稱“易辦案”平臺），在規范流程與提高效率之間尋求平衡。檢察官通過網頁登錄平臺，可輕松完成視頻多種格式統一轉碼、一鍵生成具結書及程序文書等操作。張家港市檢察院自主研發了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一鍵上傳”小程序，安裝在“易辦案”平臺。

“易辦案”平臺實現了與檢察業務應用系統的無縫對接，能通過政法專線連接到法庭公訴人席，公訴人可以隨時調取包括視頻資料在內的所有案件材料。此外，蘇州市檢察院還可通過該平臺對全市各基層院的同步錄音錄像工作情況開展抽查監督，發現問題后督促及時整改。

“自2020年10月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已有11609份錄像資料上傳到‘易辦案’平臺。下一步，我們將繼續探索使用便攜錄音錄像設備，對在押犯罪嫌疑人控辯協商過程同步錄音錄像。”明文建說。

錄制內容要規范

“‘鏡頭’不僅監督辦案全程，更倒逼我們摳細節。”楊詩文介紹，從文書出具到釋法說理，“每個環節都不容有失。”

他們對具結書模板進行了5次8處“打磨”，先后增加了指控事實的完整內容、量刑建議計算過程、控辯協商同錄資料在法庭的應用等，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充分知情權的同時，推進控辯協商取得實效。

“量刑建議：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5000元；如果在審判階段能積極賠償損失，并取得被害人諒解，則為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5000元。”蘇州市檢察院創新推出“附條件具結書”。這起案件中，檢察官為犯罪嫌疑人王某詳細講解了認罪認罰后能否反悔、賠償部分損失如何從輕等問題，這一過程被同步錄音錄像記錄了下來。為爭取被害人的諒解，王某主動退賠全部贓款，并多次聯系被害人賠禮道歉，最終履行了附條件具結書里的內容，獲得從寬處理。

得益于充分、規范的釋法說理與控辯協商，蘇州市認罪認罰案件上訴率保持低位運行。今年1月至8月，蘇州市認罪認罰案件上訴率僅為0.9%。

蘇州市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王勇表示，下一步將繼續探索實行一系列“技術性”措施，推動量刑精準化，加強控辯協商，讓當事人切實感受到認罪認罰所帶來的“司法紅利”。

山東青島：創新“遠程提審＋互聯通信＋律師見證”控辯協商機制

“我們將對認罪認罰的量刑協商、簽署具結書的過程進行同步錄音錄像，你清楚了嗎？”

10月9日，在山東省膠州市檢察院遠程提審室，一名涉嫌非法拘禁罪而被羈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聽取了辦案檢察官以及值班律師的具體意見后，表示沒有異議，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上簽了名。這是膠州市檢察院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審查起訴階段對控辯協商過程進行同步錄音錄像的一個場景。

制發流程規范+語言規范

青島市市南區檢察院認罪認罰控辯協商同步錄音錄像現場。

“我們是青島市（××區市）人民檢察院的檢察人員，今天就你涉嫌××罪進行認罪認罰量刑協商、簽署具結書。根據規定，我們將對認罪認罰的量刑協商、簽署具結書的過程進行同步錄音錄像，你清楚了嗎？”青島檢察機關在實施認罪認罰控辯協商過程中，使用統一規范的開篇語。

自2020年9月以來，青島檢察機關根據授權全面鋪開此項工作，專門制發了《工作流程規范》和《認罪認罰控辯協商語言規范》。這種以標準化建設的思路破題解決改革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不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自愿性和合法性，還為青島檢察機關及其所屬基層院規范、有效開展認罪認罰控辯協商工作提供了指導和參考。

解決辯護人不便到場問題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要求在進行控辯協商前三日通知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控辯協商的時間、地點，并聽取其意見。”辦案檢察官李寶功介紹說，辦案過程中，辯護人會有不便到場的情況，青島市檢察院創新推行“遠程提審＋互聯通信＋律師見證”控辯協商新機制。

如在辦理莊某某、張某某涉嫌盜竊、搶劫罪一案時，兩名犯罪嫌疑人表示對盜竊的事實認罪認罰，但是對搶劫罪始終態度模糊。由于搶劫罪的起刑點較高，辦案檢察官張善斌始終持謹慎態度，也做好了犯罪嫌疑人可能不接受量刑建議或者當庭不認罪的準備。因此在第一次遠程提審時并未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而是確認二人的認罪態度。第二次提審時，莊某某請的是值班律師見證，而張某某的辯護人未能來到檢察院。經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同意，采取三方遠程連線的方式進行提審。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釋法說理，二人均表示認罪認罰，接受量刑建議并簽署具結書。

保障控辯協商真實自愿

青島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王芳介紹說，為了保證協商過程的順利實現，辦案檢察官必須提升釋法說理能力，尤其是在量刑方面，辦案檢察官依托《量刑建議理由說明書》，將量刑建議計算過程一一列明并詳細說明，通過更加透明的方式讓人信服，保障了控辯協商的真實性、自愿性。

青島市檢察院要求辦案檢察官在控辯協商前必須對案情進行充分研判，通過證據開示等，促使犯罪嫌疑人能夠自愿選擇認罪認罰，還要加強與律師的溝通互動，充分保障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實質化履職。

今年以來，青島檢察機關已經實現審查起訴階段控辯協商過程同步錄音錄像全覆蓋，共辦理認罪認罰案件8134件10129人，認罪認罰上訴率從之前的2%下降到0.87%。

青島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楊光表示：“下一步，青島市檢察院將進一步完善控辯協商過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讓‘鏡頭下辦案’成為常態，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高質量、更好效果適用，在防止檢察人員‘燈下黑’的同時，保障認罪認罰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不斷提高控辯協商透明度和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