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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0日上午，山西晉城中院召開2019年第5次審委會，并邀請了律師參加審委會聽證。

 （晉城中院微信公號/圖）

“我認為，本案中控方所指控的第二起事實證據不足……”

2019年5月10日上午，山西晉城中院召開2019年第5次審委會，討論被告人王某涉嫌詐騙一案。秦翰澤作為王某的辯護人，向審委會15名委員做了陳述。

這是當了三十多年律師的秦翰澤，頭一回參加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現場還有晉城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和該案承辦檢察官。

控辯雙方齊聚法院審委會會場，這樣的場景，目前只出現在山西晉城中級人民法院，該院將這種新嘗試稱為“審委會聽證”。

“律師來法院參加審委會了？”5月14日，晉城中院微信公號以這個疑問句為題，向外介紹了這場由地方法院自發推進的改革。文章稱，晉城中院在全市推開審委會聽證制度，審委會討論案件，可以通知當事人、辯護人、公訴人等參加會議，聽取他們的陳述，或向他們進行詢問。

公號文章發出后，引起法律界廣泛關注。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改革方向成為關注焦點。

“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是法院審委會制度受到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晉城中院相關負責人接受采訪時說， “如何保障審委會委員對案件的親歷性，是改革的初衷，咱們也不是心血來潮，要做這么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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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進行 不公開原則未破壞

2019年4月，晉城中院向該市基層法院下發了建立審委會聽證制度的規定，并選擇了一起爭議較大的民事糾紛案件“試水”。

晉城中院曾就該案作出了兩份相互矛盾的裁定，審委會也不能達成一致意見。院長遂提議通知原被告雙方的代理律師到審委會現場陳述，委員們最后形成了一致意見。

對于控辯雙方分歧巨大的刑事案件，晉城中院認為更有舉行審委會聽證的必要：“一方說有罪，一方說無罪，這涉及公民的基本人權，當然要慎重。”相關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秦翰澤代理的王某涉嫌詐騙一案，偶然間成了晉城中院第一起經過審委會聽證的刑事案件。

據案件承辦法官介紹，檢方起訴被告人王某詐騙360余萬，一審法院認定了其中的240萬，判決王某構成詐騙罪。王某不服，提出了上訴，稱詐騙240萬不能成立，律師做無罪辯護。但檢方則認為一審未認定剩余120萬，判得太輕，提出了抗訴。

“控辯雙方觀點懸殊，分歧非常大。而且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按規定要提交審委會討論決定。”承辦法官據此提出申請，要上審委會研究。

推行改革的院長建議審委會對此案采用聽證程序，時間定在5月10日上午。承辦法官提前4天將這一消息通知了秦翰澤，讓他做好參加審委會聽證的準備。

“這是我們律師界的一大喜事！”秦翰澤一聽，就覺得這事新鮮。作為代理過四千多件刑案的老律師，秦翰澤還是生平第一次走進法院審委會會場。

會議從上午8點半開始，分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是聽證，承辦法官代表合議庭，向審委會匯報王某一案的事實、證據及控辯雙方主張，但不發表處理意見。承辦檢察官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取證環節等內容進行了說明，辯護律師就爭議事實及主張進行陳述，委員作了詢問。

承辦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與以前向審委會匯報相比，這次他匯報得更詳細、全面，對控辯雙方的意見做了更充分的準備。

“控辯雙方都在現場，實際上也監督了承辦人。你是不是漏了我的東西？雙方對哪幾點沒爭議，對哪幾點有爭議，承辦人肯定是謹慎、如實匯報。”晉城中院相關負責人分析。

“法官也是人，他鉆到案子里可能就出不來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相關負責人說，有時承辦法官并非主觀故意，但在匯報案情時因為先入為主，容易有傾向性，或忽略掉自認為是細枝末節的重要信息。如果審委會委員把握案情完全依賴于承辦法官的匯報，就只能在對事實理解不準的情況下發表意見。控辯雙方在場，則能避免案情信息間接傳遞造成的偏差。

律師秦翰澤在陳述時著重強調，檢方指控被告人的證據不應采信，因為都是和受害人有特殊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審委會委員們就此當場詢問承辦檢察官，檢察官指出，也有書證和其他人的證言。

2019年初，該案二審開庭時，控辯雙方也對此進行過法庭辯論。但這次聽證，委員們實際上現場聽取了合議庭和控辯雙方的三方意見。一名委員稱，親歷交鋒后，他對此節爭議“內心有了更為確信的判斷”。

聽證結束后，控辯雙方退席。秦翰澤走出會議室后一看表，時間已接近11點。

接著，審委會進入第二階段：評議。承辦法官先講合議庭的處理意見，審委會委員再按順序發表意見。

“以往，我們向審委會匯報案件的同時，會說合議庭的處理意見。這次因為聽證時有律師在場，所以先不發表意見，等律師離場了才說。”承辦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按法律規定，合議庭和審委會評議案件都不公開，其目的是使每個參與評議的人員可以暢所欲言，從而保障審判權得到充分行使。

晉城中院相關負責人認為，審委會聽證制度的流程設計，并未破壞不公開評議原則：“聽證環節結束，控辯雙方退席后，委員們再開始討論。這時就像平常的審委會一樣了。”

正是因為討論案件不公開，審委會在外界看來一直有些“神秘”。晉城中院相關負責人相信，引入聽證程序，可以打消當事人的疑慮，增進社會公眾對審判運行機制的了解。

晉城中院還特別規定，當事人有平等參加聽證的權利，聽證應對全體當事人公開，不得僅通知一方當事人參加。

2

老問題被長期詬病

相關負責人認為，聽證有利于審委會委員在有限的時間內全面、客觀、準確地掌握案情。

包括院長在內，晉城中院審委會共有19名委員，都是從業三十多年的老法官。

但老法官也有為難的時候。因為時間緊，審委會討論案件時，委員往往是坐在會議室里聽承辦法官匯報案情，然后馬上做決策。很多委員覺得這樣確實“太倉促”，而且沒有親歷案件，“親歷性不在則正當性不足”。

所謂司法親歷性，就是裁判者要親自經歷裁判的全過程。親歷性有一些基本要求，包括裁判者在裁判過程中必須親自在場、以口頭方式進行直接審理、直接接觸和審查各種證據，特別是直接聽取訴訟雙方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言詞陳述，而且裁判者也不能隨意更換，否則后來參與的法官就無法“親歷”。

中國司法實踐中，大多數案件由獨任法官或合議庭審理后作出裁判，裁判者親歷了案件全過程。但也有一些案件，雖由合議庭審理，但最后是根據審委會的意見下判。

“這是我們國家審委會（制度）存在的老問題了，法學界長期詬病。審委會委員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是不在場的，只是最后聽（承辦法官）匯報，那當然有偏頗。”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打了個比方，“醫生憑什么不接觸病人，就直接開藥方呢？”

“審委會是我們從蘇聯學來的，在復雜的司法環境中有存在的必要性，它是一個分散風險的組織。”曾任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主審法官的范向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一起案件受到的壓力較大，承辦法官的普遍心理是希望“上審委會”，“集體討論決定的，外界再干預也沒話說”。

在這種背景下，審委會雖親歷性不足，但要徹底改革，中級法院也無能為力。作為晉城中院的外聘專家，范向陽理解，晉城中院是嘗試在現有框架下“改造”審委會，力求增加委員的親歷性。

也有人提出過其他改進方案，比如直接讓審委會全體委員旁聽案件庭審，或者觀看庭審錄像。但晉城中院評估后認為，時間成本上考慮，這不可行：“一個案件有時候開半天，有時候開一天，案卷加起來一米多高，審委會成員都是院領導、庭長，不可能長期集中去旁聽。”該院相關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而且，旁聽庭審或觀看錄像時，委員不能代替合議庭發問，對增加親歷性的幫助也有限。

晉城中院最終決定，在承辦法官向審委會匯報案件事實階段，引入當事人聽證程序。

2019年4月30日，晉城中院印發了《關于建立審判委員會聽證制度的規定》的通知。 （晉城中院微信公號/圖）

3

律師提出新證據怎么辦？

正式決定實行審委會聽證制度以前，晉城中院算過一筆“賬”。

一家法院一年要“上審委會”的案件數量差別較大。范向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最高法院審委會大量精力用于研究出臺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需要討論的個案不多，一個庭一年只有幾件。

山西晉城有1家中級法院、6家基層法院，兩級法院全年受理案件約31000件，審委會要討論三百余件，約占1%。

“一個法院，一年要上審委會的案子不到50件，那審委會還是有能力研究的。這是我們做的基本調研。”晉城中院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況且，上審委會研究的案件，也不一定都要舉行聽證。晉城中院規定，可以聽證的案件范圍包括再審案件、合議庭成員對案件事實認定存在重大分歧、涉及重大利益及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等6類，其中有一條兜底——院長認為應當聽證的案件。

估計下來，晉城每年大約會有70件案子要進行審委會聽證，每家法院約10件。晉城中院相關負責人由此認為，聽證程序并未過多占用審委會委員的精力。

但作為一項新制度，審委會聽證推出后，還是引來了一些爭議，有些人對此舉的法律依據提出了質疑。

介紹此項改革的公號文章后來放出了近50條留言，置頂的一條洋洋灑灑五百余字，其中寫道：“晉城中院此舉確無法律明確授權，但法律亦無禁止……有何不可？君真以為，國家機關任何行為皆依授權，不作變通和嘗試，就是好的機關？”

范向陽對此的理解是，法院審委會邀請任何人列席會議，都在審委會的權限范圍內，無需法律依據。“法律規定檢察長可以列席審委會，指的是檢察長想參加時，法院無權拒絕。這當然需要法律授權。但在法律沒授權的情況下，法院想請檢察院派人參加，或想請律師參加，也可以。這完全是根據法院自己的需要。”

還有學者提出，如果將來在審委會聽證進行時，律師提出新的證據或辯護意見，怎么辦？

“審委會討論案件，意味著原來的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都已結束，案件已經到了評議階段。這時審委會還像合議庭一樣直接面對訴訟雙方，那律師就有可能向審委會提出新的意見。那法院是不是要終止評議，恢復法庭審判？”該學者擔憂，審委會聽證將造成審判程序的混亂。

“這還沒遇到過。”晉城中院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審委會聽證不能替代合議庭審理，新的證據不應在審委會聽證階段提出，如果在實踐中確實出現了這種情況，應當中止聽證，交由合議庭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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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和聽證是兩碼事

在律師圈內，支持晉城中院改革的意見居多。范向陽將晉城中院公號文章發到過許多律師群里，引起一片贊揚，“就沒看到反對的”。

也有律師相信，晉城中院對審委會的“改造”，是受了他們的啟發。2018年，檢察長列席法院審委會制度在法律界引起爭議后，有律師公開表示，應該讓律師也列席審委會，以達到控辯平等。

晉城中院向南方周末記者否認了這一說法。相關負責人表示，檢察院派員列席法院審委會的做法并非2018年才出現，1954年制定的法院組織法和1979年的修訂版中，都有檢察長列席法院審委會的規定。這是一項存在了六十多年的法律制度，但在過去應用不多，張建偉將其稱為“在很多地方已經被遺忘的條款”。

2018年6月，最高檢檢察長張軍首次列席最高法審委會后，各級檢察長相繼列席審委會。

“為什么檢察長要列席，這實際上不是控方在審委會討論中的延伸。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它對審判活動進行監督的途徑之一就是檢察長可以親臨法院審委會。”張建偉表示，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并不意味著律師必然可以對等地列席審委會。

同時，檢察長列席時也不宜就個案發表過于具體的意見。“當然，審委會在討論中對案件處理若有明顯不公正，檢察機關從保障司法權公正行使的角度發表意見，難免涉及具體個案。”張建偉說。

既是刑事案件的公訴方，又是法律監督機關，審委會該如何對待檢察院的“雙重身份”？

晉城中院的處理方法是，檢察長按法院組織法規定列席審委會時，行使監督職能；當檢察院作為公訴方，受法院邀請與辯方一起參加審委會聽證時，雙方地位平等。

這種“平等”在王某案的審委會聽證中已有體現，第一階段結束后，雙方共同退席。“不能說聽證階段，我（檢察院）代表控方講講意見，等辯護人走了，我再留下監督，這也不合適。”該院相關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該負責人進一步解釋：檢察長列席審委會，或公訴處長代表檢察長列席，行使的是法律監督職能，可以全程監督，公訴人參加審委會聽證，行使的是控訴職能，聽證結束后應當退席，“列席和聽證是兩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