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4日上午，最高檢與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聯合舉辦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討會”在京召開。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孫長永就是其中一位。在2019年10月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進會上，孫長永提出，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國家，都是先有正當程序，后有協商司法。在今年9月4日由最高檢與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聯合舉辦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討會上，他依舊十分關注量刑協商程序的構建：“量刑協商過程要規范,盡管完全透明并不容易實現。”

在司法實踐中，透明、規范、合理、完善的量刑協商程序，能夠為量刑協商實踐提供具體的指引，確保控辯雙方平等協商，實現實質的程序正義。“然而，我國刑法總則尚未將‘認罪認罰’作為獨立的量刑情節，規定量刑減讓的具體幅度。實踐中，對于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多參照2017年最高法修訂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但司法實踐中涉及的罪名非常多，對于23個罪名以外的案件，量刑建議如何提出難以準確把握。”四川省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林紅宇在接受采訪時說。

在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于改之看來，量刑協商直接影響著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量刑建議的科學性。“刑法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定罪量刑情節應當法定化。

？ 宏觀上，應在刑法總則中明確規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該制度的適用提供實體法上的依據。

？ 微觀上，刑法應進一步明確認罪認罰的內涵以及標準的涵義，從寬如何理解等，以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于改之表示。

今年5月，最高檢出臺《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督管理辦法》，對量刑協商程序進一步予以細化，對量刑建議說理提出明確要求。記者了解到，目前，最高檢已將量刑協商程序的構建列入計劃，正在著手制定相關規范性文件。

此外，對于量刑協商的參與主體是否包括被害人，也存在不同的聲音。兩高三部《指導意見》規定，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熊秋紅關注到，實踐中存在過分漠視和過分關注被害人意見兩種極端情況。“被害人意見不是量刑結果的決定性因素，在制度適用中，不能因為過于強調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而損害被追訴人獲得公正對待的權利；同時也要為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提供必要保障，確保其相應的知情權等。”熊秋紅表示。

被害人的權益保障同樣是司法實務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建議適當拓寬被害人表達訴求和獲得損失彌補機會的渠道，從而在庭前階段最大程度地消解不和諧因素。”湖南省常寧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四級檢察官助理鄭國寶表示。

任何一項制度從誕生到成熟，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論層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讀與指導，在實踐層面將成功經驗仔細梳理、認真落實，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落實見效，同時使更多司法工作者從單純的執法“工匠”轉變為有擔當有情懷的法治“大師”，盡管道阻且長，但終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