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最高法發布《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意見》；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設立少年法庭辦公室，并在六個巡回法庭設立少年法庭巡回審判點。

最高法的“高調官宣”，近期在全國各地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3月26日，湖南法院集中掛牌成立18家少年法庭；3月29日，海南24家法院集體舉行了少年法庭及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的同步掛牌儀式，實現全省法院少年法庭全覆蓋；3月30日，江西70家少年法庭集中掛牌……

少年審判及少年法庭，再一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便是一名有近十年少年審判工作經驗的法官。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攝影/新京報記者 景如月

2013年，作為當時引起公眾極大關注的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的審判長，秦碩第一次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2017年，在審理“名師家教”強奸、猥褻案時，做出北京首例對性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宣告“從業禁止”的判決；2019年，她審理的一起校園門口猥褻兒童案，成為北京市首例校外“咸豬手”入刑案……

從剛接觸少年審判工作時的疑惑不解，到如今想終身幫教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新京報記者的專訪中，秦碩聊了聊她過去十年間的所見所想所思。

談少年審判初接觸

我曾疑惑不解，為何會判得這么輕？

新京報：你是什么時候開始接觸少年審判的？剛接觸的時候有什么感覺？

秦碩：我是在2012年轉入海淀法院未成年人審判庭的，其實也是機緣巧合。2001年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進的是刑事法庭，一直在刑庭工作了十多年；2012年，算是工作變動，我才進的未成年人審判庭。

剛剛接觸少年審判時，我其實有很多不能理解的地方。

那會兒剛來，因為要對前期的案件情況做一個了解，我就把海淀法院五六年間涉及少年的刑事案件進行梳理，然后疑惑就產生了：從判決書上看，就覺得少年犯判得都很輕，像強奸搶劫這種重刑，按照刑事法官的思路是不可以輕判的罪名，但少年審判則會出現判緩刑。

最開始我真的不能接受這種情況，覺得即使是青少年犯罪怎么可以判得這么輕？但后來通過慢慢接觸這些孩子和這些案件后，我才意識到，少年犯和成年人罪犯完全不一樣，少年審判和成年人審判的思路也完全不同。

新京報：這么多年從事少年審判工作，有沒有讓你感觸比較深的變化？

秦碩：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當我成為一名母親之后，我開始更理解那個在法庭上歇斯底里的媽媽。

“秦法官，你有孩子嗎？”很多年前，在我還沒成為一名母親時，曾被一名家長問過這樣的一個問題。在我說“沒有孩子”后，那位家長說，“那你可能沒有辦法理解我現在的感受”。

但當我真正成為一名母親后，我開始能夠理解法庭上一些父母的行為和感受。

曾經在一起案件中，一個孩子在培訓機構被侵犯了，她的母親每次在法庭上都會反反復復地說“要去培訓機構貼大字報”“要告訴所有孩子不可以再在這個培訓機構上課”……甚至一度情緒很失控。

作為一個母親，我知道她為什么要這么說，她是必須要把心里的這句話說出來，才能不讓自己太失控，才能更好地回家面對自己的孩子。但如果我不是一個母親，我可能體會不到她的這種痛苦，沒有辦法去跟她產生共情。

在我看來，這或許是少年法庭法官非常特殊的地方，即身份與職業是需要相連。與此同時，少年法庭法官更需要帶著情感去辦案子，這在正常的審判中是不應該有的，但對少年審判工作卻尤為重要。

實際上，少年審判工作面對的群體是不平等的。孩子這一群體無法自己發聲，必須要別人替他們說話。所以，如果沒法設身處地地理解家庭關系、親子關系，只是單純從法律關系上去判斷案件，可能會多多少少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秦碩在法庭上。受訪者供圖

談印象最深的案子

八年前那個犯了罪的孩子，我們現在還有聯絡

新京報：從事少年審判近十年，你經手了大概多少案子？

秦碩：大概七八百件。

新京報：這七八百個案件中，哪個案子讓你印象最深刻？

秦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剛接觸少年審判時，經手的第一個案子，也正是因為這個案子，才讓我開始慢慢理解少年審判工作。

那是一起一個高三學生持刀在大學校園搶劫的案子。剛拿到起訴書的時候，我認定這是一起搶劫案，正常情況下，搶劫犯應該3年起刑，倘若出現加重情節將判處10年以上。

這個孩子是取保候審的，當時我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就把他和他父母約了出來，想看看到底什么樣的搶劫犯可以取保候審。

但當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孩子時，我很疑惑：一個瘦瘦高高、穿了件襯衫、白白凈凈、戴個眼鏡、羞澀與他人交流的男孩子，怎么會是搶劫犯？我問，“是你嗎？”他也完全不抬頭、不應聲。

進一步了解后，我發現他本身是個特別優秀的學生：成績在全班名列前茅、與親朋好友關系都極其融洽、父母非常優秀、出身自一個幸福完美的家庭。我就更加納悶了。

經過若干次的溝通，這個孩子才在一次單獨聊天中袒露了自己的心聲：壓力太大了，因為爸爸媽媽都太優秀了，優秀到他也必須優秀、追求完美。事發當天，便是這種壓力的一次“爆發”。

當晚，和往常一樣，他和父親正在看時事新聞，媽媽進屋隨口說了一句“怎么又在看電視”“到時候考不好可沒人養”。正是因為這幾句話，他當晚便拿著水果刀離家出走了。

其實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搶劫，最后拿著刀走進了離家最近的一所大學，搶了些錢和東西，只為了向媽媽證明，“即便這樣我也能拿到錢，不需要你養”。搶劫之后，還沒走出校園，他就被學校保安抓住了。

當被告知搶劫罪有多嚴重時，這個孩子徹底蒙住了，他此前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犯罪。甚至他父母在知道這件事后，問的不是孩子會被判多久，而是什么時候能去正常上學。在看上去非常完美的家庭里，孩子需要的最基本的陪伴和愛完全沒有，而是充滿了對他的期望和父母的嚴格要求。

通過這起案子，我慢慢意識到，當孩子出現問題時，這個問題一定不是出現在了孩子身上，而是家庭上。

后來，這個孩子被判了緩刑。取保候審期間，他高考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名牌大學；大學期間，一直成績優異，獲得國家級獎學金；緩刑考驗期滿后，順利出國留學，目前已完成學業回國工作。

新京報：為什么這起案子中的男孩對你來說很不一樣？

秦碩：其實，像這個案子里的孩子，是少年審判領域特別需要重視的孩子，你讓他回歸到正常生活中去，以后就會成為人才，會在他所在的領域里做出貢獻。絕對不能因為一個偏差行為就“一棒子打死”。

雖然現在已經過了八年多，但我跟他現在還有聯絡，幾乎每年，我都會和這個孩子一起吃頓飯，聊聊兩個人的近況。作為一名法官，與自己的當事人保持長期的聯系，理論上好像不太符合要求，但這正是少年審判工作需要進行的一種嘗試。

在我看來，這就是少年審判的不同之處。我們所做的是預見未來，讓每一個從這里走出來的孩子，變一個人、換一種活法、迎接一個人生拐點，給他們以光明和希望。

秦碩與未成年人交流。受訪者供圖

談大學生犯罪

將部分大學生犯罪適用于少年審判工作是有必要的

新京報：海淀法院的少年法庭為什么還會審理大學生犯罪案件？

秦碩：其實這個比較特殊，算是海淀法院的一個創新，部分大學生犯罪的案件，會適用少年審判的相關工作。

海淀區作為教育大區，有很多高校，大學生也很多。我們在實踐中發現，很多大學生在畢業之前與未成年人的思想進化程度基本一致：沒有社會關系、缺乏社會經驗，他們高中畢業后來到大學，完全換了個新環境，很容易出現一些問題，所以我們把大學生犯罪也放到了少年法庭。

新京報：能與我們分享一個大學生犯罪的典型案例嗎？

秦碩：有一起大學生重傷其好朋友的案子讓我印象比較深。在海淀區的一所大學里，一個19歲的大一男生覺得自己心理上有些問題，會出現幻覺，一直認為自己同宿舍的最好朋友詆毀他。他就此向學校三次提出換宿舍要求，但沒有人意識到他的不正常狀態。

后來換了宿舍，一天晚上他再次產生幻覺，于是拿著刀回到原宿舍，趁沒開燈，在他好朋友的臉上連捅了10刀，隨后將刀扔到水房，便回到自己宿舍上網，甚至還向自己的母親講述了整件事的過程，并稱“我覺得警察不會抓到我”。

由于他的犯罪手段非常拙劣，警察第一時間將其抓住。經過精神病司法鑒定，他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但有受審能力。

心理老師在溝通過程中發現，他完全沒能從父母那里得到他想要的關心和愛，父母對孩子有著非常強的壓迫。我們當時就跟他父母說，“你們的孩子病了”，但他們完全理解不了。等到拿出司法鑒定結論后，家長只能“被迫”接受事實，帶著孩子先去治病。

這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大學生犯罪案例：孩子出現了問題，家長不知道，或者說家長其實感受到了但不愿往不好的方面想；學校因為管理的學生較多，且理所應當地認為學生有能力控制好自己，而忽視了一些潛在的風險。

新京報：將部分大學生犯罪的案件適用少年審判的相關工作，是想實現什么樣的效果？

秦碩：現在很多剛剛成年的大學生，實際上是更接近于未成年人的生活狀態的。

成年人是要在社會生活的，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靠自己賺錢養活自己；而現在很多大學生不一樣，他們往往被父母包裹得很好，一路養大被送進大學，很難去真正接觸社會，社會化程度較低，他們這樣的生活環境實際上更純粹，更接近于未成年人。

所以，從我們海淀法院幾十年的少年審判工作經驗來看，將部分大學生犯罪適用于未成年人審判工作是有其必要性和特殊性的，我們也是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讓誤入歧途的大學生能夠重新回到正軌。

談少年審判“終身制”

只要孩子需要我們，我們就一直都在

新京報：少年審判與成年人審判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秦碩：少年審判工作，一紙判決書并不代表著一個案子的結束，而只是剛剛開始。

作為少年法庭法官，我們需要融入到孩子們的生活當中，變成其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夠真正理解他們的需求，真正幫助他們。

少年審判關注的不是一個行為或者一件事，而是一個人。這個人是非常特殊的，他是在成長過程中出現了偏差行為的一類沒長大的孩子。他跟成年人不一樣，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對于法律往往沒有概念，他的犯罪動機也往往與正常成年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所以只有去了解一個孩子為什么會犯罪，才能夠真正處理好這一類的犯罪。

另外，從這么多年的一線工作經驗來看，我們少年法庭法官要幫助的不僅僅是一個孩子，更是一個家庭，且涉及多層關系，如父子、母子、父女、母女、與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間的關系……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才導致孩子出現問題。

像在一些弒母的惡性犯罪中，公眾看到的普遍是這個孩子到底有多惡劣，但我們還必須要了解的是，這個孩子到底跟他媽媽發生了什么，能讓他對自己最親近的人痛下殺手。因為孩子不能判死刑，早晚有一天要回歸社會，只有弄清楚其背后犯罪的真正原因，才可以盡可能避免未來可能發生的無法控制的情況。

新京報：你之前曾說過，少年法庭的幫教是“終身制”的，為什么這么說？

秦碩：其實我們說的這個“終身制”，不僅針對法官，也針對孩子，是一個雙向的。

只要我們的法官是少年法庭法官，他就要對自己的案件負責，這是任何一個法官都要做的事。那么我們對于孩子也是這樣，只要這個孩子需要少年法庭法官，我們就會給他提供，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理念能夠在孩子身上得到最好的體現。只要孩子需要我們，我們就一直都在。

秦碩與未成年人交流。受訪者供圖

談公眾質疑

雖然會感到委屈，但有些事還是必須要堅持

新京報：在少年審判領域，很容易出現一些備受關注的熱點事件。與此相應的，對于某些特殊案件，可能還會存在一些公眾的質疑，對此，你怎么看？

秦碩：作為少年法庭的法官，針對某些特殊案件，公眾質疑的聲音一直存在。就像在我們海淀法院審理的一起15歲男孩侵犯另一名10歲女孩的案子里，就出現過這樣的質疑聲音。

疫情期間，由于家庭疏于管理，這個男孩由于特殊原因情緒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卻無人疏導、無處發泄。很多人聽到這樣的案件后，都會覺得這個孩子太惡劣了。但實際上這是他心理和生理上的發泄，并沒有意識到對這個女孩造成了什么樣的傷害，當他意識到的時候，一切已經晚了。

我們法官去接觸這樣的孩子時，跟輿論的感知是不盡相同的，男孩的慌張程度、恐懼和悔恨，只有法官能看得到。

作為少年法庭法官，面對這種被害人和被告人都是未成年人的情況，雙向保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從被告人角度出發，我們要做的，是把他變好，因為他還是個孩子，他有機會變好；而從被害人角度出發，則是希望把他受到的侵害程度降到最低，傷害無法抹去，但降低侵害程度是少年法庭法官能夠做到的，比如盡可能滿足被害人的訴求。

因為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少年審判工作備受社會關注。但實際上，我覺得能夠真正理解少年審判理念的人少之又少。我想說的是，少年審判工作，不是去一味地懲罰一個孩子。法律確實帶有懲罰性質，這種懲罰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已經給他了。我們要做的則是在教育、感化、挽救的基礎上，做好正常的審判工作。

新京報：但與此同時，法院及法官個人可能會承受比較大的壓力，你本人是怎么想的？

秦碩：面對一些特殊案件的公眾質疑，我們確實會感到委屈。

如果審判遇到了不同的聲音，我們會努力做好解釋工作。這個解釋工作是從法律和司法的角度展開的，而非案件本身，因為我們同時還要保證當事人不受社會輿論的壓力。

雖然會感到委屈，但是有些事情還是必須要堅持的。

作為法官，只有我們才最了解事情的經過以及孩子的情況。面對外界，很多細節我們不能公開，只有了解細節才會理解為什么法官會這么做，而且必須堅持這樣做。

就像我剛接觸少年審判工作時，看過幾百個判決都不理解少年審判的思路，但當你真正去接觸這些孩子和家庭的時候，才會明白為什么會有兒童保護的概念、兒童本位的要求。

新京報：這么多年的少年審判工作，有沒有讓你特別感動的事？

秦碩：感動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可能都數不過來。我們這份工作其實經常會帶來感動，有時候可能就是律師的一句話，說少年法庭法官“很不一樣”，或者孩子的母親向我們表達出一份感謝，作為法官，我都會非常感動，會跟家長們一起掉眼淚。也許這就是體現我們工作價值的地方。

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次，有個小孩子問我，“法官，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嗎？”我問他為什么，他說，“因為我覺得法官的家比較好、比較幸福”。

然后我就跟他說，“即便這樣，你還是不能跟我回家，因為你的家以后會變得更好”。

作為少年法庭法官，我們會變成這些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我們希望，這一部分在他們不需要的時候，默默藏在心底就可以了。